半岛体育-火箭队战胜对手，以实力占据优势

　　【黄桷树金融推荐阅读】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变迁和机制 — —基于海量书籍和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大数据分析

来源：学术论坛 作者：柳建坤，吴愈晓，刘伟峰

编选：黄桷树金融工作室编辑：Cassiopeia

　　黄桷树金融工作室导读:

　　本文利用谷歌图书和百度指数大数据对建国以来约70年中国主要城市的国内知名度进行火箭队战胜对手，以实力占据优势了排序和可视化展示，通过全时段和分时段分析在总体上描绘了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基本结构特征。研究发现，政治地位、经济能级和文化资本是半岛体育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主要建构机制，并因社会发展体制变革和国家建设目标转换而发生阶段性的地位递次更替，其具体变化还受到国家制度投入、地缘位置和媒体报道的影响。

　　一、城市文化研究何以可能—大数据的应用及其未来

　　(一)从“神圣性”到“软实力”：文化在城市起源与现代城市竞争中的意义转换

　　早期城市景观的规划布局和建筑形式实质上是城市居民对于隐藏于社会内部的神话崇拜的文化营造。这种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神圣性”在向文化属性转换的过程中使城市逐渐突生为推动社会历史变迁与进步的“文化容器”，城市在此过程中成为推动文明进程进步的重要物质和文化力量。这种亲和性联系在当代社会集中表现为“文化”正以软实力的形式不断塑造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基础。推而论之，“文化转向”的历史大潮为人类重新衡量和评价城市竞争实力与综合影响力提供了新的标准，即从文化影响力的角度，更进一步说是从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城市知名度的维度来透视其自身，乃至于整个国家的非权力性影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经历巨大体制变革并且社会发展动力发生剧烈变化的国家而言，探索城市知名度的变迁规律更具深远意义。

　　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城市综合实力的外在表征的“知名度”在中国城市发展机理不断更新的作用下必然在结构表征和驱动因素方面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因此，从知名度的视角对城市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在剖析和阐释城市文化意义的同时挖掘出隐含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深刻意涵，从而更加全面和深入地理解中国城市演化的内在动力及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基本逻辑和运行机制。

　　(二)城市文化研究的新技术路径:大数据及其学科应用性

　　当下，城市文化研究正面临理论上的可期待性与操作上的弱实证性的矛盾处境，并且集中表现为该领域正在研究方法和调查数据两方面遭遇巨大限制。以城市知名度的相关研究为例，目前的多数研究成果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分析和阐释，其结论往往缺乏实证资料的检验和支撑，在研究的系统性、适用性以及操作性上困难重重;而且这些讨论主要研究的某些单一要素（如旅游、体育等）对城市形象塑造的影响，研究视域的受限也必然会造成其结论的可信性和应用性备受质疑;即便也不乏一些采用量化分析方法进行的经验研究，但也面临操作化指标的可信性、全面性、有效性等方面的质疑，并且这些研究采用抽样调查的资料收集方法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成本巨大和样本代表性难以得到可靠保证的风险。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量化研究，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能够操作的仅仅是针对处于某个具体时间点的城市或者某一城市的发展历史进行概述性分析，无法完成对处于大跨度历史时段内和更广范围内城市组群的历史变迁轨迹的观察。概言之，采用传统调查方法对城市知名度所进行的研究既难以在空间维度上保证基于全国范围内的系统测量和分析，也无法在时间维度上完成大跨度的历史回溯和描述。

　　Gary King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很可能会打破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壁垒，进而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开拓崭新的分析思维和研究路径。随着谷歌图书(Goole Books)的创立以及谷歌、百度等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崛起，社会科学的大数据应用研究获得了可靠的技术支持和数据保障。因此，结合本研究主题，我们首先以谷歌图书的所有汉语(简体)书籍(1949-2008年)和百度搜索引擎的官方数据库“百度指数”最新版(2011年1月份到2016年2月份)的全部搜索记录作为语料库(Corpus，将39座中国大城市的名称设定为关键词，以这些关键词在谷歌书籍语料库中每年出现的频率以及在百度指数中每周出现的频率作为测量指标，来绘制这些城市在近70年时间跨度内的国内关注度的变化曲线，并据此进行排序和对比分析，以探索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历史演变规律及其微观影响机制。本文既是应用海量图书大数据对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进行测量的首次尝试，也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较早利用互联网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传播影响机制的初步试验。

　　二、数据、概念和测量方法

　　(一)大数据:谷歌图书+搜索引擎

　　本文使用谷歌图书语料库作为测量中国主要城市国内知名度的来源数据库之一。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图书数字化项目，截止到2013年，谷歌图书最新版语料库中被扫描和识别的图书就已经超过3000多万种，目前可供进行全文检索和数据分析的书籍高达8116746种.词汇量为8613亿。其中，汉语(简体)书籍和词汇数量分别为30亿和269亿。其数据资源规模的超大体量性和极佳的时空代表性为历史性的组群对象的研究提供了技术可行性。以此作为样本语料库来源的最重要原因是其在方法上与人文社科领域之间具有紧密的衔接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书籍语言是绝大多数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记录工具，其在承载知识、思维和观念等抽象事物上最具正式性和权威性。每一本书籍的语言和词汇不仅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和意图的表达，更是其对当时公众思维倾向和社会整体风尚的反映。因此，如果一个词汇在书籍中反复出现，那么就可以在某种层面折射出作者群体的偏好以及社会大众的需求，或者说该词具有较高的“文化影响力”并已取得社会主流共识。由于本文所采用的书籍语料库在规模性、跨度性和代表性上都已经获得足够的保证，我们就可以逻辑性地假定一个词汇在其中的出现频率能够近似地反映这个词汇本身及其蕴含的“文化影响力”。以词频作为文化影响力关键指标的研究在国内国际社会学界、语言学界、历史学界迅速崛起。例如，陈云松在国内社科学界最早使用谷歌图书词频分析了社会学的百年历史发展。 Jean-Baptiste Michel等人则早在2008年便开始着手将谷歌图书中的500多万种识别质量较高的非期刊书籍作为其文化定量分析的语料库。阿瑟比等人着重研究了整个20世纪中人类社会书籍中情感用词的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差异。宾利等则通过统计20世纪美国书籍中悲观性词汇的频率建立了其与经济发展周期的联系。

　　在21世纪迅速崛起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信息资源的聚合方式，并对图书作为20世纪最主要的信息载体的地位构成强烈冲击。此外，考虑到谷歌图书书籍词频检索时间所存在的限制(截至2008年)，我们认为有必要结合中国国情引入互联网搜索引擎的相关数据来弥补图书数据在21世纪所面临的信度不足和时间限制的缺陷。我们将引入在中文世界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百度搜索引擎以便更加准确、全面地反映处于中国大陆范围内各大城市在本土的受关注度情况。具体而言，本研究将运用基于百度搜索记录档案的最新版百度指数(2016版)的“用户关注度”①大数据进行分析。目前，利用百度指数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涵盖了经济学[<<3p口法学[l4]等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对不同区域规模的城市网络特征关注度的研究也日趋成熟，这为本文进行城市文化影响力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技术方法的借鉴和研究思路的启发。

　　（二）概念操作化及测量

　　“词频比例”能够为本研究在海量书籍和互联网数据中描绘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历史变迁提供有效的测度工具。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谷歌图书汉语(简体)语料库中对一系列中国城市名称关键词进行检索统计以获取这些关键词在1949-2008年期间历年的“词频比例”，在这一时段中任何一年的词频比例越高，就表明其在中国社会的使用和提及程度越高，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越大。目前，已经有学者利用这一数据和方法对近三百年来中国城市的国际知名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取得重要成果在本文中，我们以谷歌图书中的汉语部类作为核心书籍语料库并以中国城市的汉语官方称谓作为检索词。考虑到每年汉语书籍中的词汇在数量上不尽相同，为增强数据的时间可比性，我们用关键词出现频数除以当年的词汇总量。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Ry为在公元Y年城市i的词频比例，也即受关注度或知名度。Fiy表示在公元Y年城市i的出现次数，Fy为公元Y年中出版书籍的全部词汇量。

　　同理，我们认为利用类似“词频统计”的方法仍可以从互联网数据中获知城市知名度的信息。其基本思想是:某关键词在网络中的搜索量可以近似反映公众和舆论的整体关注程度;如果某一城市被中国互联网用户搜索次数越高和被提及次数越多，就能够表明其在国内具备越高的知名度。百度指数中用户关注度的计算公式是根据在所选定时段内百度网页或百度新闻的用户搜索量的周平均值得出，其如下:

　　其中Riw为城市i在2011-2016年2月第w周互联网搜索引擎用户关注度，表示在城市i第w周内每天的用户搜索数量。

　　（三）明确检索词和设置检索精度

　　我们的检索关键词为中国主要的大城市，包括中国大陆的省会城市、副省级(计划单列)城市、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台北三市。此外，本文详细考证了研究所涉及的中国城市所有可能的古今中文名称，并对检索结果进行加总，以获得最为精确的城市检索数据。

　　在检索精度的设置上，由于汉语关键词的检索不需要英文检索所必须进行的单词字母大小写区分或模糊区分，因此有利于简化数据检索过程。但我们同样要对关键词非核心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取舍，以确保检索结果的科学性。最后，本文对谷歌图书的词频比例曲线进行2年的平滑处理以增加曲线图形的视觉效果，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Riy表示城市i在公元Y年经过平滑后的词频比例，它表示城市i在公元Y年的词频比例和前后各2年的词频比例总和的均值。以1953年为例，经过平滑后该年份的数值等于它与前后两年原始数据一共5年的平均值(1951,1952,1953,1954,1955年的均值)。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历史变迁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主要大城市的知名度的历史变迁情况，这些大城市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拉萨、西宁、兰州、银川、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南京、合肥、武汉、成都、长沙、昆明、南昌、贵阳、南宁、广州、福州、杭州、海口等27个省会城市;大连、宁波、青岛、厦门和深圳等5个计划单列市以及香港、澳门和台北等3个港澳台地区城市。

　　(一)基于谷歌图书对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历史变迁的分析(1949-2008年)

　　我们在预先设定的1949-2008年的谷歌图书数据分析跨度的基础上再进行细分，以中国社会整体性改革的初始时间至1979年为基准对所研究的39座城市进行分时段考察，即分为1949-1978年和1979-2008年两个时段，以便通过总体性分析和对照分析的结合来实现本文对60年跨度内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总体结构特征的初步认知。首先，我们在表2中展示了全部39座城市在1949-2008年的国内知名度的总体排名(根据各自城市在谷歌图书汉语(简体)语料库历年出现的词频比例总和的平均值所得出)。其次，我们通过两时段对比分析来了解全部研究城市的国内受关注程度在60年中的更迭演化和次序变迁，并在表3中展示了不同历史跨度内国内城市知名度的前20强。

　　一方面，从城市整体的更替变化中可以发现，共有25座国内城市占据了两时段20强的榜单，并有16个城市和7座城市在改革开放前后均进入前20强和前10强。这表明尽管历经了改革开放这一剧烈的体制变迁，但是中国城市的国内知名度结构相对稳定，可以认为这一测量指标本身具备一种受历史变化影响较小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能够保持极佳稳定性的特质。此外，通过对表2和表3的结合分析能够观察到中国城市在国内知名度分布上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区域非均衡性。总体上，在60年分析跨度中进入前20强的东部城市多达11座(香港、澳门、台北除外)，在前10强的榜单中有7座城市来自于东部地区.这表明东部城市的国内知名度自建国以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通过两时段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非东部城市的影响力处于弱势(仅有沈阳进入前10强)，但其在数量上仍可以与东部城市分庭抗礼，甚至进入前20强的城市(9座)比东部城市(8座)还要更多。然而在1978年后，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区域差异不断拉大，东部地区进入前20强的城市明显增加，而其他地区进入前 20强的城市不但出现减少或保持不变，并且均出现了排名大幅度下滑的情况。这充分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域的城市在获取经济社会的发展机会和拓展国内知名度的能力上处于一种极其不平等的状态，从而最终形塑了东部城市主导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总体格局的结构形态。

　　为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变迁规律，我们对自建国以来的60年内国内知名度前10强城市(北京、上海、香港、广州、南京、天津、深圳、杭州、重庆、沈阳)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可视化展示(见图1)。同时，考虑到排名前3位的城市曲线可能会由于其过高的排位影响其他城市曲线的辨识度，我们专门对第4-10名的7座城市绘制了时间序列曲线(见图2）。

　　总体上看，图1所展示的这10座在60年中的曲线变化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和剧烈的波动起伏。首先，根据曲线的总体高低位次差异，可以将这10座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城市进一步划分为三大梯次集团。北京、上海和香港在国内的知名度自建国以来就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属于第一集团；广州、南京、深圳和天津以及重庆、杭州和沈阳分别构成了第二和第三集团。其次，在建国以来的近60年的汉语书籍中，北京、上海和香港均被规模性的提及，且北京在国内的知名度长期处于一枝独秀的局面。特别是在1949到1978年之间，北京与其他九座城市在国内的知名度差距极为悬殊，突出表现为除上海和香港之外的其他城市的曲线都集中分布在坐标系的下端以致几乎难以分辨。进入到1979年后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北京在最初几年内的知名度大幅度下降，而其他城市的曲线则明显上升，尤以上海、香港、广州、深圳和南京的增幅最为剧烈.上海的知名度曲线曾在80年代中期逼近北京，香港甚至在90年代中期一度超过上海在国内的受关注程度。北京的曲线在经历短暂的“低潮期”后强势上升，在其他城市进入到21世纪后国内知名度纷纷下滑的情况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而天津、南京、重庆和杭州开始后程发力，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基于百度指数对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历史变迁的分析(2011-2016年)

　　我们基于百度指数(每周百度搜索的平均值)对所研究的全部城市在近5年内的国内知名度进行了初步排名(见表4)并划定了前10强城市（见图3和图4 ）。这10座国内知名度靠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香港、重庆、南京、西安、广州、杭州、成都。首先，这10座城市的知名度曲线大体上处在稳定区间内波动，特别是排名前5的城市的曲线起伏幅度极其微小。但后5强城市的国内知名度的起伏则较为剧烈，在不同时段均出现相互超越的现象，表明这几座城市在此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其次，各个城市的知名度曲线相互之间仍然存在梯次特性，但相比于1949-2008年之间的极其悬殊的间隔差距已经大为缩小。而且，在与通过谷歌图书数据所排序的国内知名度的前10强城市进行对照后可以发现(见图1)，国内知名度前10强城市的结构在保持总体稳定的同时，出现“新老交替”和“西进东退”的新变化。一方面，城市国内知名度结构内部出现合理的更新与流动，西安和成都取代了天津和沈阳进入10强榜单，一些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城市如深圳、重庆的国内知名度已经上升至前5名，特别是上海超越北京占据了榜首，而广州、杭州在国内的受关注度则大幅下滑。另一方面，“东强西弱”的传统格局也受到冲击，西部城市进入前10名的城市从1座上升至3座，而且知名度的位次都有了巨大提升，西安和成都分别上升了10个位次和13个位次，尤其是重庆已超越杭州、广州、南京等东部强市。最后，由于百度指数是以周搜索量为单位进行指标测算，因此能更加反映出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微观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在某个具体时间段突然出现尖锐的波峰，导致一些虽然总体位次或相对位次靠后的城市在短期内实现国内知名度的快速上升并大幅度提高排位，香港、西安，成都、杭州均出现这种特殊现象。

　　由此，我们认为，这种当代的“脉冲式”波峰以及1949-2008年60年间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曲线变迁轨迹中所呈现的“波峰”和“波谷”并不是随机或偶然形成，而是在多种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涵。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形成机制，并且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提供一些启发性思路。

　　四、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谷歌图书和百度指数大数据对建国以来约70年中国主要城市的国内知名度进行了排序和可视化展示，通过全时段和分时段分析在总体上描绘了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基本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建构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动力演变机制，并对形塑其结构特征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深入归纳。

　　(一)城市国内知名度获得的“政治地位一经济能级一文化资本”环程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分割体制赋予了城市作为社会资源枢纽的关键地位，而且行政级别的高低又决定着国家或地方政府对不同城市在资源配置方式和投入力度上有所差异。直辖市在中国城市行政体系之中位列最高级别，因而被赋予了知名度上的政治地位效应，可视化数据中曲线的局部“波峰”能够清晰的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见图1)。北京兼具直辖市和全国政治中心的政治地位优势.因而每逢重大的政治事件都会周期性地出现局部性的知名度高峰，集中表现在1949年(北京被确立为新中国首都),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关键历史节点上。而且从直辖市与非直辖市的关系来看，北京、上海知名度曲线的高位运行和其他10强城市曲线的低位徘徊所形成的极度不均衡的梯度层次也体现出政治因素的影响(见图1)。

　　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对于城市发展的意义在于经济能级日益取代政治地位成为城市社会运行的核心驱动机制，非政治中心城市的发展活力获得巨大解放。东部沿海城市在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激励下依托地理区位优势有效弥补了其在政治地位上的劣势，这对最初仅为地方性城市甚至是落后城镇和村落实现跨越式发展尤为重要，深圳从经济极度贫困的小渔村转变为中国一线发达城市以及国内知名度在改革后30年中位居全国前10强的发展奇迹无疑能充分说明经济腾飞所带来的社会性效应。对于上海、香港、广州等在中国改革前30年内的知名度处于前10强但发展较为缓慢的城市而言，也开始出现经济产值迅速增与国内知名度同步提升的情形。反观作为国内知名度龙头的北京在改革初(1979-1985年)却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滑趋势。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知名度获得机制对于削弱指令性发展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削弱作用，并推动城市资源配置方式向均等性和竞争性发展。

　　在21世纪，文化资本正成为城市国内知名度扩张的新型资本要素。通过对比2015年中国大陆城市GDP总量的前10位与同期在百度指数中的前10强城市①可以发现，在后一榜单中出现的南京和西安完全没有出现在城市GDP前10强之中。可视化数据显示(见表3、表4和图2):南京和杭州的知名度曲线自20世纪90年代末稳步上升，西安的国内知名度也在近5年快速提高。我们认为，这三座省会城市在政治地位不占绝对优势且在经济总量远不及广州、深圳的情况下取得知名度方面的领先，主要得益于因其悠久历史而不断积淀和传承的优质文化资源及其再生产能力。在量化分析的意义上，我们从城市文化资源数量、人力资本存量、科技创新能力和文化消费实力[mo等四个方面来衡量和评价南京和广州在文化软实力上的差距水平。通过对照2014年广州和南京的相关数据之后(见表5),可以看到南京在前三项指标上均领先于广州，并且其在文化产业和市民的文化消费能力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可见，对于历史型城市而言，文化资源的价值增值过程能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热点并使文化影响力得以迅速提升，从而有效弥补因经济实力不足而导致城市知名度形成机制缺失的劣势。

　　(二)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变迁的结构性特征

　　第一，城市国内知名度结构的内部更替受到国家制度投入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强国家-弱社会”的资源权力分配格局决定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在社会发展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规章和制度安排的嵌入力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政府实行了以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和浦东新区为主体的系统性对外开放战略，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发生了从东北和华北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性转移，深圳、香港和上海等城市在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大量社会资源供给的作用下迅速崛起，经济实力和国内知名度双双增长。而在90年代末，中央政府又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重庆和武汉依托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获得了巨大的政策性红利，两市在国内的受关注度在制度投入之后出现了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而同时期的东部城市因政策力度的偏斜而出现下滑趋势(见图2)。因此，中国区域社会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差异不单单是各地区自然享赋和社会基础所孕育的结果，国家制度的投入力度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第二，城市国内知名度变迁呈现地域联动性特征。

　　根据已有的中国城市知名度的研究结论，北京一天津、上海一南京这两对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变动具有显著的地缘联动特征。同样，这种特征也体现在其国内知名度的波动上并且其变动机制也颇为相似。根据本文的分析，由于最靠近中国权力中心的北京，天津在前者调控全国资源和传输信息的过程中共享了资金、制度、政策方面的地缘性红利，并进一步凭借由地缘优势所转化的政治地位优势不断扩散其在国内的知名度。而南京与上海的知名度联动特征自民国时期便已存在，不过二者的关系在此时主要是依托国家政治中心和金融、产业中心而建构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北移”严重抽空了两城市的发展资源，进而使其在国内的关注度都出现显著下降。在改革开放后，苏、沪重新确定发展方向并使经济实力迅速恢复，南京与上海也开始通过经济要素流动和产业分工重新建构城市发展联系，逐渐发展为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

　　第三，媒体报道正成为互联网时代城市国内知名度变动的重要机制。

　　观察基于互联网数据计算的近5年城市国内知名度前10强的曲线变动以及相应年份和月份的重大事件，可以发现多数曲线所出现的局部性波峰与媒体的报道存在密切关联，具有代表性的是2012年重庆爆发的政治事件、2014年南京举办的“青奥会”以及每年12月份都会使南京的知名度曲线出现小高峰的“南京大屠杀”相关纪念活动。我们认为，互联网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逐渐演化为经由媒体集中关注而使其社会影响力不断放大的重大事件，其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在短时期内促进事件发生地的关注度获得爆炸性的提升，特别是一些具有全国范围甚至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经济活动、论坛会议、文体赛事可以在短时间内使举办地城市的形象观感得到显著改善。

　　可见，“公众关注度”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竞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力。对于处于信息时代的中国城市而言，借助媒体力量不断制造具有积极意义的重大事件，有助于其在“信息爆炸”的世界中保持知名度的稳定运行，并通过塑造城市品牌的方式升华为城市文化符号，以促进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和价值理念的扩散化。（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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